萧钰：90年代后期以来，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非常富有活力的知识探究领域，请谈谈文化研究的特征以及它兴起的原因。
金元浦：不管在欧美还是在中国，文化研究是一个最缺少限定性、因而也最为人言言殊的知识探求领域。所以，我们所能够谈论的或许只能是我们理解中的文化研究。
陶东风：我们理解中的文化研究是一种高度实践性、参与性的知识活动，这决定了它必须扎根于自己的社会文化土壤，决定了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灵活性。文化研究虽然不能没有原则，但是它更多地关心的却是策略。虽然在今天所谓“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与世界的界限已经缩得空前的小，学术活动的国界也已经极大模糊；但我们仍认为文化研究在90年代中国出现并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是来自中国现实社会文化的要求，而不是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同样，我们创办《文化研究》丛刊的根本动机也是为了回应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现实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我始终认为这是学术创新的最重要资源。因而扎根中国的现实而不是简单机械地追随西方学术潮流，是《文化研究》同仁的根本宗旨。
金元浦：西方文化研究之所以蔚成潮流是与它的这几个方面的努力分不开的。第一，是它在西方二战后普遍的文本中心主义潮流与一时间甚嚣尘上的所谓“理论革命”热潮中，坚持了一条切入当下社会实践、社会政治、走向历史和走向大众的不同路径，因此在大的社会学术转向之后，很容易被人们再度选择并被祭为先驱。第二，由此它也“发现”并学科化了某些研究对象，大大拓展了学术研究的领域，比如英国文化研究就将当代最新的传媒文化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并以此作为在高校广泛建立新学科或新专业的主要基点。第三，在方法上，文化研究论者大都取一种在交流、交叉中沟通对话，在融通中进行建设性的跨学科、跨学派、跨方法创造的道路。比如威廉斯提出“文化唯物主义”，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评可以与解构主义的激进符号学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符号学”，当然在这一学科中，文化层面的研究应超过社会结构的其他层面而予以优先考虑。而美国的新历史主义在转向社会、历史、政治如后殖民文化批评、女性主义、黑人及少数民族文化批评时则主张吸纳西方几十年来理论革命的重大成果，而非单纯反对。．
萧钰：国内的文化研究是在后现代、后殖民之后出现的一个潮流。它与后现代后殖民等所谓后学之间有什么关系？
陶东风：文化研究作为当代最富有探索性与前沿性的学术与思想领域之一，的确吸纳了当代学术界最富挑战性的知识与思想成果，尤其是“后学”的成果。但是它也因此而面临由此而导致的种种实践与理论上的困惑。其中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规范陈述与事实陈述之间的紧张就是这种困惑的重要表征。由于受到“后学”的影响，文化研究不能不正视、吸收“后学”反思现代性的成果，因而具有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倾向。但是极度的反本质主义与反基础主义又将导致极度的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从而使得任何建设性意义上的思想批判与政治运动成为不可能。文化研究在对宏大叙事、非历史的普遍主体、普遍知识以及忽视微观政治的宏观政治的反思与批判（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相联系）方面与部分后现代主义（如利奥塔）一致；但是它又谨慎地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陷阱。文化研究一方面强调知识、价值与规范的历史性与地方性（明显吸收了福柯等人的思想），批评西方现代思想中的普遍理性与普遍知识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它警惕普遍性的规范判断；但同时文化研究又不得不保持规范判断的有效性，因为彻底屏弃规范判断无异于放弃任何的价值根基，而这实际上使得任何批判、任何有效的政治成为不可能。而批判性与政治性正好是文化研究的根本特点（至少到目前为止）。因而如何在对本质－普遍主义与反本质－相对主义的双重否定中建立自己的批判话语，就成为《文化研究》迫切关注的学术与政治课题。
萧钰：作为第一本国内文化研究的专门刊物，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文化研究》第一期的内容？
金元浦：陈晓明等人的文章主要是集中在清理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陈的文章从后结构主义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角度对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做了自己富有特色与创见的梳理。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两种范式》是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性文献，分析了西方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两种主要范式，即文化主义范式与结构主义范式，同时指出了两者各自的优势与缺陷，提出了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进行超越的可能性。伊安·昂的文章是第一次发表，分析了文化研究在当今这个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盛行的社会中的尴尬处境，她提出的“谁需要文化研究”的问题发人深省。其他文章有的侧重属于比较宏观的理论探讨（比如徐贲、周宪、陈戎女等的文章），它们分别就文化研究中的记忆问题、视觉文化与现代性问题以及西美尔的货币文化论、杰姆逊的文化政治哲学等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探讨。
陶东风：其他的文章则更具有实证性与个案研究特色。香港中文大学潘忠党先生的《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以我国传媒报道香港为例》一文通过内地媒体对于’97香港回归的报道这个极为有意思的个案分析，精彩地阐明了“香港回归”叙事中的国家主义特征及其表现，比如建构一个本质化的“中华民族”、把民族与国家加以等同、突出国家政治权威代表中华民族的合法性、“家”－“国”一体的叙事策略等，同时还对于中国当代传媒运作中体现的国家－市场－社会或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复杂牵连纠结关系作出了深入的剖析，对基于国家－社会二元论的市民社会理论于中国问题分析的适用性提出了有力的质疑。澳大利亚华人学者钟勇的文章从文化研究角度就国际大学生汉语辩论赛中的语言问题进行了饶有趣味的分析，角度新颖，发人深思。吕微的文章则对90年代文化批评中十分流行的“民间”概念进行了梳理，既有历史感，又有理论深度。其他几篇关于传媒与电影的文章也写得各有特色。
金元浦：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领导。我们也希望其他领域（如经济领域）的朋友们参与进来。谢谢。
（《文化研究》丛刊第一辑，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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